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通过进一步部署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指明了前进方向，对于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具有重大意义。相对于西方福利国家因脱离经济发展实践而遭遇的高福利与政策可持续性的深层矛盾，我国立足国情、以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为指导，走出了一条兼具发展性与可持续性的民生保障与共同富裕道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收入分配制度优势。不仅如此，中国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理念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发展，更是将中国特色收入分配理论与发展经验转化为全球实践，为缩小南北差距、促进国际收入公平、推动全球共同发展提供了行之有效的中国方案。
一、西方福利国家的制度困境：高福利与政策可持续性的矛盾
福利国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制度安排，其基本特征是国家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大规模再分配，提供广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以北欧模式与英美自由主义模式为代表。其中，北欧模式的特征是普享主义，即社会福利覆盖全体公民，国家通过高额累进税提供从幼教到养老的广泛社会福利，相比之下，英美自由主义模式提供相对有限的社会福利，国家再分配程度相对较低，鼓励私人福利和市场解决方案，收入不平等通常较高。随着全球经济格局调整与资本积累的持续扩张，西方福利国家收入分配体系在分配格局上呈现高福利抑制经济增长，在调节机制上呈现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失衡，在分配目标上呈现福利政治化扩大贫富差距。而这些特质与西方国家在实践中背离市场分配法则、长期践行自由主义思潮以及多党派政治体制等多重因素密不可分。一方面，西方福利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浓厚，强调自由市场，这使得政府保障以不损害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为前提。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西方政府放松了对市场的监管，初次分配中市场的无序扩张与再分配中政府的低效干预相互叠加，导致福利调节机制低效。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本质是通过市场竞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而要素贡献与报酬的精准匹配，是维持市场经济活力、保障收入分配可持续的核心前提。西方福利国家崇尚市场竞争，但背离了“要素贡献决定报酬”的基本法则，盲目推行高福利政策，导致严重财政缺口，陷入难以自拔的治理困境。此外，多党竞争的政治体制使福利政策逐渐成为选票争取工具。西方福利国家多实行多党制，各政党为争取选民支持，纷纷将提高福利水平作为竞选口号，陷入福利竞赛的困境。低收入群体是重要的选民群体，各政党为争取这部分选民，往往过度承诺高福利，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实际承载力，导致福利支出不断增加，政府负债持续攀升，最终导致福利供给与经济增长脱节。不可否认，在自由主义思潮、背离市场分配法则及政治体制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西方福利国家收入分配在全球经济格局调整与资本积累持续扩张的实践中必然陷入多重困境，导致产业空心化与经济增长乏力、福利刚性与财政能力的严重错配、形式公平与实质不公的异化局面。
首先，西方福利模式通过高税收支撑高福利，直接影响到了资本投资与劳动力供给的效率，最终导致产业空心化与经济增长乏力。根据德国工业联合会发布的《2024年德国企业发展报告》，德国企业的社保缴费比例高达41.5%，企业需为员工缴纳高额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再加上高额企业所得税，用工成本居高不下，高福利推高企业税负与用工成本，压缩投资与创新空间，导致资本要素外流，大量制造业企业选择将生产线转移至东南亚、东欧等用工成本较低的地区，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严重。在2018—2024年间，德国已有超过1.2万家制造业企业外迁，其中汽车、机械制造等支柱产业外迁比例达18%，直接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与经济增长乏力。
其次，福利水平一旦提高便难以削减，而经济增长放缓导致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最终形成高福利—高税收—高债务的恶性循环，财政风险持续加剧。2024年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欧盟国家社会福利支出平均占GDP的27%以上，德、法等核心国家更是超过30%，而多数国家经济增速长期低于2%，财政收支缺口持续扩大，形成高福利与财政可持续性的结构性矛盾。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24年德国财政与福利支出报告》，至2024年底，德国福利支出达1.35万亿欧元，占GDP比重升至31.2%，而GDP连续两年负增长，增长率分别为-0.3%和-0.5%，未来三年财政缺口预计超过1700亿欧元，这充分体现了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分配严重脱离经济基础，高福利带来极大的财政支出负担。
再次，西方国家由资本所有者掌控实质资源分配，福利政策逐渐成为政客争取选票的工具，最终走向“形式公平掩盖实质不公”的异化局面。根据美国国税局《2023年美国税收统计报告》，2023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掌握着全国35%的财富，却仅缴纳全国18%的个人所得税，而底层50%的民众仅掌握全国2%的财富，却要承担全国25%的税收负担。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5年7月4日签署的“大而美”法案（OBBB）更展现出高度结构化的逆向再分配特征，该法案是以减税为核心、以压缩社会保障支出为配套的财政重构工程，预计未来十年减税规模高达4.5万亿美元，企业与高收入群体成为获益最大的群体。与此同时，约1.7万亿美元的财政缺口却将削减底层民众依赖的福利，预计将有1180万人失去医保，另有300万人失去食品援助。法案中对老年人、残疾人和低收入家庭的制度性支持空间被显著压缩，但对高净值人群和资本收入的减税条款却得以延续乃至扩大。据耶鲁大学政策研究中心估算，未来十年，美国收入最低20%人群的年均税后收入将下降2.9%，而最富裕20%人群将上升2.2%，贫富分化在税制层面被制度性固化。这种选票导向的福利政策，使得高福利成为虚假承诺，不仅无法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反而加剧了社会对立与矛盾。
总的来说，西方福利国家的收入分配制度显示出高福利抑制经济增长、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失衡、福利政治化不断扩大贫富差距的三重特征。高税收抑制投资与就业活力，高福利刚性带来财政不可持续，选票导向的政策设计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与社会矛盾，其模式既难以保障长期公平，也无法支撑持续发展，从根本上暴露出西方收入分配与福利治理的结构性缺陷。
二、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比较优势：既保障了民生又激发了活力
与西方福利国家的治理困境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始终立足自身国情，以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为指导，构建了独具特色、行之有效的收入分配制度。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收入分配方案的优势集中体现在制度适应性和实践灵活性，既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又结合经济发展阶段，灵活引入市场调节机制，兼顾效率与公平，逐步完善调节体系，积累了“先富带动后富”和“统筹兼顾”的实践经验，与西方福利国家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失衡形成鲜明对比。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收入分配方案也进行改革，核心目标是促进共同富裕，更加注重收入分配的全面性、广泛性，聚焦脱贫攻坚、制度保障和机会公平，形成了“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收入分配制度体系，既跳出了西方的僵化怪圈，又实现了收入分配公平与经济发展活力的有机统一，其独特性与有效性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核心方面。
第一，中国实现了民生保障与经济活力的贯通循环，筑牢收入分配公平的坚实基础。与西方福利国家的高福利挤压经济活力的模式不同，中国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以经济增长为民生保障提供坚实支撑，同时通过民生改善激发全社会发展活力，形成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经济活力提升和经济再增长的良性机制，实现了民生与活力的贯通。这种发展型民生保障模式，既保障了民众的基本生活权益，又鼓励勤劳创新致富，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进而激发全社会的发展动力。根据《2024年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截至2024年底，中国基本医保覆盖13.6亿人，覆盖率达95%以上，基本养老保险覆盖10.5亿人，覆盖率达75%以上，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5%，建成超过2300万套保障性住房，帮助近5000万群众解决住房困难。这种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的民生保障，既保障了民众的基本生活，又能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实现了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更为重要的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立足贫困地区的发展实际通过发展产业、改善基础设施、提升人力资本等方式，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自主增收，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同时以脱贫攻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为民生保障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根据贵州省政府发布的《毕节市脱贫攻坚实践报告》，2012年毕节市贫困发生率高达33.4%，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破解交通瓶颈，扶持中药材、茶叶、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带动贫困群众就业增收；至2024年，毕节市GDP达2451亿元，较2012年增长3.8倍，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800元，增长4.2倍，近80万贫困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出现产业兴、群众富、经济强的基本格局，既改善了民生，又激活了区域发展活力。
第二，中国妥善处理了计划与市场在收入分配中的功能协同，破解了效率与公平的两难命题。西方福利国家要么过度依赖市场自发调节，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要么过度强调政府干预，推行高福利、高税收，抑制市场活力，始终无法平衡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中国坚持党的领导，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了计划与市场在收入分配中的协同发力、各尽其责：市场侧重激发要素活力，让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鼓励创新创造，保障经济发展效率；政府侧重宏观调控与再分配调节，弥补市场失灵，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2022年启动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改革正是这种协同作用的生动实践，政府通过建立中央调剂金制度，统一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与待遇计发标准，解决地区间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失衡的问题，重点支持收支困难省份，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体现了计划调控的兜底保障作用。同时，改革兼顾市场活力，不搞“一刀切”，允许各地结合实际优化缴费基数，保障企业与个人的合理权益，激发市场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医保异地结算改革的落地实施亦是政府与市场协同优势的一项重大成果，根据国家医保局《2024年中国医疗保障发展报告》，至2024年底，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覆盖所有统筹地区，累计结算人次超2.8亿人次，结算金额超4.2万亿元，既通过政府调控实现了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又依托市场机制提升了医疗服务效率，切实解决了群众异地就医难、报销难的问题。
第三，中国打破了高福利政治化的怪圈，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筑牢收入分配的制度底线。西方福利国家的高福利困境根源之一在于福利政治化，政客为争取选票盲目承诺高福利，忽视财政能力与经济实际，最终导致福利承诺难以兑现、财政不堪重负。而中国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收入分配与民生保障中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盲目追高福利，始终将底层群众的民生需求放在首位，循序渐进提升民生保障水平，确保民生保障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灵活就业人员社保保障的完善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灵活就业人员规模不断扩大，中国立足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特点，建立弹性参保制度，允许灵活就业人员自愿选择参保类型、灵活确定缴费比例与缴费基数，同时实现社保关系转移接续便捷化。根据《2024年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至2024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人数达2.3亿人，占社保参保总人数的18%以上，既保障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权益，又没有增加企业与财政负担。创新创业扶持政策、乡村振兴等举措则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民生保障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通过减税降费、资金扶持等方式，扶持中小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发展。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4年中国市场主体发展报告》，2024年新增市场主体超2800万户，创新创业带动就业超5000万人，既推动了经济增长，又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实现了民生保障与发展活力的统一。这种兼具稳定性与发展性的民生保障体系，彻底打破了高福利政治化的怪圈，彰显了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理性与优势。
毋庸置疑，相比较西方福利国家，中国收入分配方案不仅跳出了西方高福利不可持续、低公平缺乏保障的僵化难题，更是以发展为基础、以制度为保障、以协同为路径，建成广覆盖、可持续的民生安全网，既充分激发劳动、资本与创新活力，又实现了民生改善、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形成了独具特色且行之有效的中国方案。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收入分配方案的出海
中国收入分配实践中蕴含的“公平与效率兼顾”“计划与市场协同”“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实践经验不仅贯穿于国内经济发展，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收入分配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顶层设计，并非单纯的对外投资举措，而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理念，将中国的公平发展经验转化为全球实践，聚焦基础设施联通、技术转移与能力建设等重点领域，帮助共建国家破解发展难题、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收入公平，为全球减贫与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其建设实践集中体现了公平与效率兼顾、计划与市场协同、纯经济溢出三个核心特点，彰显了中国收入分配理念的全球价值。
第一，坚持效率优先、公平普惠，实现共建国家与中国的互利共赢。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始终延续国内收入分配“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既注重提升合作效率、实现经济溢出，又坚持普惠性发展，让共建国家民众共享合作成果。中老铁路作为标志性工程，既体现了效率导向，通过基础设施联通激活共建国家内生增长动力，根据《中老铁路建设期间就业带动报告》，铁路运营后累计发送旅客超6300万人次、运输货物超7300万吨，带动沿线物流、旅游等产业升级，实现了经济资源的高效配置。并且建设期间累计雇佣老挝当地员工超5万人次，月平均工资达800美元，较老挝全国平均工资高出1.3倍，帮助大量群众摆脱贫困，运营后带动沿线11万余个就业岗位，让当地群众直接从合作中获得稳定收入，实现了“效率提升、公平共享”的双重目标。
第二，统筹计划引导与市场运作，确保合作的可持续性与实效性。中国将国内“计划与市场协同”的分配经验充分贯彻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既通过政府层面的顶层设计，明确合作方向、搭建合作平台，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企业参与合作，激发市场活力，确保合作的效率与可持续性。农业技术合作便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根据《“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发展报告（2024）》，中国向70多个共建国家派出2000余名农业专家，建设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推广杂交水稻、菌草等1500余项实用技术，明确“粮食安全+增收致富”的双重目标，同时，引导企业参与技术推广与产业链建设，比如在卢旺达，中国企业与当地合作建设菌草示范基地，培训当地农民种植菌草、培育食用菌，同时帮助建立菌草加工产业链，将菌草加工成饲料、有机肥等产品，提升产品附加值，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技术落地与持续增收，根据农业农村部《“一带一路”菌草技术合作报告（2024）》，2023至2024年间，卢旺达超过5万户农民通过菌草技术实现脱贫，人均纯收入增长55%。这种计划引导、市场运作的模式克服了市场忽视公平的弊端，确保了合作的实效性与可持续性。
第三，坚持纯经济溢出导向，摒弃政治附加条件，遵循“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理念。与西方发达国家对外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将援助作为政治筹码的做法不同，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始终坚持纯经济溢出导向，立足自身能力，不盲目承诺、不附加政治条件，结合共建国家的实际需求，精准对接合作项目。例如在马达加斯加，中国立足当地粮食短缺的实际，聚焦杂交水稻技术推广，派出专家开展技术培训，帮助当地农民掌握种植技巧，根据农业农村部《杂交水稻海外推广案例报告（2024）》，2024年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平均亩产达600公斤，较当地传统水稻增长3倍，既解决了当地粮食短缺问题，又让农民通过出售剩余粮食获得稳定收入。这种合作基于双方互利共赢的纯经济溢出需求，为破解全球南北发展失衡、缩小国际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可持续、可推广的中国实践。
综上所述，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独特性与有效性，源于对公平与效率、计划与市场、民生与活力的科学把握，打破了西方福利国家的治理困境。中国在“一带一路”对外合作项目中，充分遵循了公平与效率兼顾、计划与市场协同、纯经济溢出导向的原则，将中国特色收入分配的顶层理念传递给世界，为全球收入分配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专项课题“中国收入分配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究”（课题编号：2025DZX050）的阶段成果。）
作者靳茹杰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胡晓鹏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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